中石油与中船重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因而，强制执行中的强制概念更为广泛。

因为对于前者，先对私人的行动进行合法或违法的判断，其判断基准的妥当性才是传统法律学的关注事项。但盐野宏（前揭书，第226页注（4））批评认为，不仅仅着眼于功能，还有必要充分注意法的性质（本来的制度旨趣）。

[25] 从以上分析来看，有两点有须予以留意。如此，在理论观点上特别应作为问题的是，上述主张过度扩大解释，将一切制裁均当作是刑罚，在其背景中就可以看到一种错误的观念，即制裁性功能专属于刑事法。[30] 如此，实效性保障的概念包括广义的制裁和广义的强制概念，因而，实效性保障的整理方法可以使行政强制的整理方法和确保履行义务的整理方法双方的目标实现共生。[24] 宇贺克也：《行政制裁》，载于《法律家（ジュリスト）》第1228号（2002年），第50页。[31] 曾和俊文，前揭文《法执行体系论的变迁与行政法理论》，第219页。

所谓司法的执行，是指即使不履行的是行政上的义务，也由普通法院承担强制和制裁的体系，这是英美法所采用的做法。第22条：违反第12条规定的命令者，处6个月以下拘役或3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法律对服务行为的程序要求则较为宽松，如在紧急情况下对行政相对人，特别是对弱势群体提供特定服务，可省略某些事前程序。

  三、行政给付的设定权限 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和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给付行为由法律、法规、规章加以规定是没有任何争论的。给付行政系基于行政任务视角的行政法学概念，多为德、日、台湾地区学者使用。本文下述的行政给付程序从社会救助法的角度，对各类社会弱者通用的行政给付程序作共性分析。[15][德]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页。

但令人不乐观的是，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立法过程。给付抚恤金仅是行政给付行为的一种，需要对该条款作扩大司法解释。

申请程序不宜过于复杂，要考量行政效率，因为行政相对人属于社会弱者，情势危急，如果申请周期过长、申请程序过于复杂，往往会造成当事人错失申请资格。[5]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40页。行政给付的变更、废止等。但行政给付行为的设定能否以政策性文件加以规定，这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

尽管从2005年开始，《社会救助法》就已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但至今仍未通过。[14]行政给付设定权的分歧主要在于行政给付适用法律保留原则的严格程度。另外，国会的监督也是积极有效的，国会的个案调查工作无处不在。行政机关的调查权应贯穿到申请人的整个生活状况。

行政给付作为一种单方授益性质的具体行政行为也不例外，相关的程序性规定也散见于各类单行法、法规、规章乃至政策性文件当中。[20]姜明安教授的《行政程序法（试拟稿）》第78条具体规定了行政给付的听证程序。

笔者认为，行政机关拒绝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时，以及行政机关欲中止、变更、撤销对行政给付受益人的各项给付义务时，必须告知行政相对人听证的权利。政府依程序实施行政给付，对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缓和社会矛盾，平衡各阶层利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远景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给付系基于行政行为的法律形式所作出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国内学者及行政法教科书多采用行政给付的概念。对其中的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其他人员，还应当引导、护送到救助站。该种方式具有立法上的可行性，社会救助法主要是对各类社会弱者通过一种行政程序给付物质帮助，社会救助法典是能够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将新出现的各类社会弱者纳入其中，并反复适用的统一的行政给付程序。[22]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页。行政给付发放的范围、对象、等级、标准。[14]红头文件本质上对行政机关没有法律上的强制义务。

所告知理由必须能够被行政相对人所预见、理由必须充分令人信服。学界通常认为，侵害行政行为执行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保留原则没有任何争议。

要保证行政相对人享有口头陈述（发言）、申辩、抗辩的机会。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公共福利领域不断扩展，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特殊救济款也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公民财产权。

在申请受理的期限上，对行政机关受理时限作出限制，以防止各类社会弱者因繁琐的申请程序而错过最佳的救助时机。二是针对各类社会弱势群体，分别制定保护各类社会弱势群体的单行法，行政给付程序分别加以规定。

申请程序主要目的在于减少行政相对人的欺诈申请。[7]   二、给付程序的立法体例 我国行政给付的实体法欠发达，目前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救助法典。[26]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和先予执行的条件来看，将行政给付不作为仅限于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费，也不能充分保障各类社会弱者的权利救济。[16][美]Randal S.Jeffrey：《福利改革之后的正当程序保护的重要性：纽约市的故事》，宋华琳等译，载杨建顺主编：《比较行政法—给付行政的法原理及实证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6页。

这就要求行政机关特别要注意公民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的基本人权保护，这一点可以孙志刚事件为鉴。给付行政的中国概念本质上与其中的社会救助相对应。

[24] （七）行政给付行为的救济 给付行政行为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提起复议或行政诉讼似乎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一直以来，我国行政给付处于依政策实施状态，这不利于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1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1～33页。申请程序中，行政机关有义务为行政相对人提供衡量申请信息判断基准。

[9]《行政程序法（试拟稿）》第2节第76条至78条规定了行政给付项目的设定权、设置行政给付项目的原则。（四）行政机关的及时告知义务 在行政给付行为程序中，凡作出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法律上的后果，以及终止对行政相对人的行政给付行为之前，行政机关都必须履行充分的告知程序。[23]一般情况下，授益行政行为撤销后，受益人需要返还已获得的利益。[25]德国国际继续教育与发展协会、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国家法官学院：《中国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实务指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如《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5条规定，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发现流浪乞讨人员的，应当告知其向救助站求助。但预算只能一般性地确定补贴。

另外，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规章及其政策性规定不能作为法院判案的依据，大量的行政给付的政策性依据并不能有效保障公民的物质帮助权，社会弱者不能通过诉讼对行政机关的给付不作为加以救济。理论上，给付行政包含行政给付，行政给付的概念与给付行政中的社会（保障）行政相似，甚至行政给付的范畴可能还小于社会（保障）行政。

姜明安教授的《行政程序法（试拟稿）》正反映了该种立法需求，但仍不够详尽。[13]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页。